宗祠，也称祠堂、宗庙、家庙，是宗族祭祀祖先的地方，被视为血缘崇拜的圣殿。人类对祖先的崇拜由来已久，早在氏族社会已经盛行，在殷墟遗址中，就发现有祭祀墓主而建造的享堂。殷商时期，同姓者有共同的“宗庙”，同宗者有共同的“祖庙”，同族者有共同的“祢庙”。到周代，由于宗法制度的确立，庙制逐步完备。据《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这里所说的“七庙、五庙、三庙、一庙”，是根据不同的社会地位，可在宗庙中分别设制和祭祀七代、五代、三代、一代以上祖先的亡灵。庶民不设宗庙，在寝堂中祭祀祖先，宗庙是宗族血脉所系，也是宗族盛衰的标志。兴旺的家族，四时祭享、香火不断，衰败的宗族，则宗庙残颓，香火断绝。尤其是帝王的宗庙(也称太庙)，不仅是宗族的象征，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宗庙社稷”的存毁往往成为一个朝代、政权兴亡更替的代名词。
　　民间的祠堂，是西汉时才发达起来。秦汉时，往往在帝王陵墓所在之地建立祠堂，以便祭祀，故也称为“享堂”，因所用建筑材料多为石块，也称“石室”。民间也有仿效，魏晋以后，民间祠堂的发展相对缓慢。至宋代，由于理学盛行，儒家“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得到加强，“孝为百行之首”。所以朱熹在《家礼》中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而且，“或有水盗，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品，后及家财”。祠堂被视为高于一切，为家族命运之所系，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因此，名宦巨贾，豪门望族，均建祠堂，以显其本，以祭其祖。宗法、血缘观念得以由此强化。

　　中国明清时代，宗族制度处于成熟发展阶段，祖先祭祀作为家族的重要活动，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祠堂成为家族具有凝聚力的象征。所以在族规、家训中，立祠堂、重祭祀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祠堂的营建成为全体族人共同的主导意识。尤其是明代后期至清代，在人文发达的江南地区，祠堂的建筑十分普遍。以江西省为例，据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统计，在全省78个州县中，由全省同族姓建的总祠89处，各地一族独建的祠堂8994处，几乎所有镇都有祠堂。祭祀对象主要是得姓始祖、当地始迁之祖和本支开派之祖和以功德、爵位著称的历代先祖。在祖先崇拜和追源溯流心理支配下，祠堂祭祀祖先往往至数十世、上百世之远。如周姓则以后稷为始祖，吴姓以泰伯为祖，姜姓以姜尚为祖，袁姓以袁绍为祖，王姓以周灵王太子晋为祖等等。

　　由于祠堂祭祀先祖的范围、内容不等，所以祠堂有总祠、支祠、分祠等不同类别和称谓。一族合祀者为总祠，或宗祠；分支各祀者为支祠、分祠。祠堂的规制，视家族人口的众寡和族田、族产的多少而定。一般为数开、数进的宫殿式建筑，富裕家族的祠堂则异常的富丽堂皇，有二、三十进的房宅。

　　祠堂里安放祖先的神主牌位，上面书写某某祖先的名讳、生卒年月、原配、继配氏姓，有的红底黄字，有的白底黑字，被认为是祖先的灵魂所在，因而也叫“灵位”。灵位的安放也有一定的规矩。正中神龛最为崇重，安放供奉本族始祖，左龛为“崇德”，供奉有功名出仕、德泽于民的先祖；右龛为“报功”，供奉捐资赠产、大修祠堂、购置族田、创办义学等有功于本族的先祖。此外，其他的历代祖先则按“左昭、右穆”的顺序分别安放于偏殿、侧室。除受到出族之罚外，一般男子死后其神主牌位都可进入祠堂。也有部分族人，因敬奉宗祠，出家为僧，或娶娼妓为妻及操业卑贱并因而不得参加考试者，均不得在宗祠立位。

　　祠堂的管理之权，一般由长门嫡派出任族长，主持管理，并选派族中子弟负责日常有关事务，按照族规家法严加管理。在平时，族众应维持宗祠庄严、清静的氛围。祠堂应锁闭大门，从耳门出入。在祠内不得堆放粮食、柴草、棺木及其他杂物，不得让人借宿，不得让工匠作工也不得开设茶坊，特别是不得在祠内聚赌，或是将宗祠赁于他人。有些宗族特许族内的文人在祠内读书或会文。到民末清初，不少宗族还利用祠内的空房来兴办小学。不过，有的宗族认为宗祠“永宜清静”，唯恐“异姓杂处，有亵先灵”，因而一直禁止将宗祠作为办学的场所。对于祠内的财产，如祭桌、祭器等，祠堂的执事人员都应随祭随藏，并逐一登记入册，禁止族人私自借用。也有些宗族允许族人在婚、丧诸事时借用祠内器用什物，但在事毕后他们应立即送还。有些家法族规中还有维护宗祠周围环境的规定，如不得将宗祠附近之地作晒场和工匠的作场，不得在通往宗祠的道路等处拴系牛羊，摊晒、堆积杂物等。为了保护好宗祠，有些宗族雇佣专人来进行管理。另一些宗族则由各房或各支来轮流“值年”。在宗祠的房屋有所损坏时，他们就应及时进行维修。

作者/摘编者:沈在建
录自: 中华姓氏谱牒 http://www.pudi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