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以来，不仅王室有家谱，诸侯及一些贵族都有自己的家谱，专门记录家族世系。政府设专门机构管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官居三闾(lu) 大夫，其主要职掌就是掌管楚国昭、景、屈三族的三姓事务，编制三姓的家谱。春秋时期，有人对这些家谱进行整理，编有《世本》十五篇，集中记录了黄帝以至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家系。汉代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大量参考了春秋以前的各种谱牒资料。《史记》记述了上古以来的政权更替和诸侯贵族的家系历史，是我们今天了解上古时期历史的最权威著作。
春秋时期，皇帝的家族事务由政府专门设置宗正来管理，当然也包括皇帝家世记载和家谱编行，民间的家谱基本处于自流阶段。

秦代的家谱，现在已不见记载。汉代家谱，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扬雄家谋》、《邓氏官谱》、颖川太守聊氏所作的《万姓谱》等。此外，还有一些碑刻实物，如东汉桓帝延熹三年（公元160年）五月立的《孙叔敖碑> 和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立的《三老赵宽碑>.《孙叔敖碑》的碑阴部分记载了春秋时楚相孙叔敖十余世孙、东汉初任渤海太守的孙武伯以下的家族世系。赵宽是西汉名将赵充国之后，历代显贵，此碑由汉初始，完整地记录了赵宽家族数百年的家世。

两碑均十分完备和详细，因而，可以看作是汉朝人的石刻家谱。汉代的文献家谱现在均已亡佚，通过这两块碑刻我们可以了解汉代家谱的基本情况，汉代的家谱与前代大致相同，主要作用是"奠系世、辨昭穆"，因而，著录比较简单，仅为家族世系，注明生卒、官爵、字号、葬所等，由于此时家谱一般不是自己纂修，多由别人代修，因而，为尊者讳起见，行文通常称字不称名，这也是汉代家谱的一大特色。

东汉时期，政府选拔人才的途径之一是"察举"，即根据社会议论来判别一个人的品德和才能，然后决定任用。评论必须由社会头面人士进行，而他们自然不会注意到普通人家的子弟，目光只能在同阶层的圈子里，这样，门第和家世就逐步重要起来。三国时代，魏王曹丕在尚书陈群的建议下，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分九个等级从士人中选官，它以士人的籍贯、 门第作为主要标准，这种选土方法，当时被称为门选。根据门第来选官的最终结果是强化和保证了门第等级的尊严，防止低门第者通过认宗、联宗、联姻等方式挤入高门第，分享特权和既得利益，也为了选官便利和身份证明。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豪门，都非常重视家谱的纂修。家谱在政治、婚姻方面作用的逐增便给家谱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谱牒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政府设置"谱局"，专门编修谱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设"谱库"一类机构，收藏谱牒，以备不时查验。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更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上流社会人人都须了解和研究，不然，不仅影响入仕、婚嫁，即使一般的社会交往也难以进行。南朝士人尤重家讳，如果你在某人面前偶尔提到他父、祖的名讳，那他当场会嚎陶大哭，让你下不了台。史书记载，刘宋时一位名叫王弘的人，"每日对于客，可不犯一讳"（《新唐书*儒学中*柳冲传》）传为一时佳话，这也是南北朝时上流社会人士追求的一种境界。

为了能使家族等级区别清楚，南北朝时除了编有本家族的谱牒之外，也编有如《百家谱》之类的郡姓、州姓谱、将本州、本郡的大小家族，三六九等地区别记录各自的世系，据萧梁时期阮孝绪的《七录》记载，当时的谱牌著作就达一千余卷。那时的寒门素族，如果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除了与土族攀婚之外，只有伪诈高门，诡称郡望了。他们通常买通谱学专家篡改谱碟，但此事在当时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南齐时著名的谱学家贾渊就因帮助一个叫王泰宝的人篡改谱谋，冒充当时的士族琅邪王家而被人告发，差点儿丢了脑袋。

南北朝时，家谱如此重要，因而，一切能证明家族身份、氏族等级的文件、资料都一定要有世系的内容，流传至今的一些墓志铭和史书都不例外。尤其是北朝魏收所撰的二十四史之一的《魏书》，更是一部家谱式的正史，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余人。南北朝时期的家谱现在已基本亡使，魏收的《魏书》为我们保留了一批相当完整的北魏谱系资料。

隋唐两代的统治者都是出身于豪门土族，因而，对于谱牒维护统治利益，巩固政权的作用非常清楚。隋唐时期，门阀制度也很盛行，但与南北朝时有所不同，一是隋唐取上通过科举制度，与门第无关；另外，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冲击，南北朝时的一些士族衰落了，消灭了，另一批军功贵族崛起，产生了一批新的豪门，构成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和主体。为了维护整个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巩固统治基础，唐王朝的谱牒修撰权基本为官府所垄断，政府设置了专门机构，不惜花费巨大代价，一次又一次地组织编写了数部大型的谱碟著作。唐代政府修撰的谱牌，均为政治作用明显的姓氏谱和衣冠谱。官修谱碟，成了一个十分有效的政治工具，以谱牒形式将各派政治力量的既得利益固定下来，调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关系，尤其是高宗显庆四年（659）修成的《姓氏录》更是如此，五品以上的官僚全部入谱，然后根据职位高低确定姓氏高低。这个谱谍的颁行，扩大了统治基础，提高了武则天的声望和地位，为武则天顺利获得政权奠定了基础。当然，大批五品以下的原土族不能入谱，自然口吐怨言，攻击这部新谱牌是"勋格"，也就是"职官表"，不足为贵。

谱牒在唐代政治生活和婚姻中仍有相当作用，尤其是在婚姻方面，因而，不仅官府修谱，评定姓氏高下，私人自修家谱的情况也很普及。据《新唐书*艺文志》的不完全记载，经过唐末及五代战乱所余的各类家谱仍达一千余卷。同时，还涌现了一批谱学家，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发挥着作用，只可惜唐代的各类家谱除了敦煌石窟中保留有若干残页外，早已荡然无存。

唐末黄巢起义，彻底摧毁了门阀制度。五代时期，征战不已，权贵者大多是靠战功升迁而上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显赫家世值得夸耀，再加上贵贱变化无常，更替很快，仅资者既不愿意，也无可能抽出时间来摆家世，排门第。魏晋以来的政府谱学也就自然消亡了。

宋朝建立后，取士继承了唐朝的科举制度，婚姻很少讲门阀，唐朝以前谱碟所能起的政治作用已基本消失，巩固统治用不着这个政治工具，政府没有必要再来编修或收藏各种家谱。家谱的纂修，一时衰落了，这种状况一直到宋仁宗皇佑、至和年间方才得到改变。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苏询不约而同地编写了各自的家谱，并提出了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体例，使得家谱以另一种面目逐步走向繁荣。

欧阳修在主持编修《新唐书》时就十分重视谱牒，专门在《新唐书》中设置了《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用以记录李姓皇族的世系和有唐一代三百六十九名宰相的世系。修定《新唐书》后，他发现自己的家族世系族人们都不太清楚，为了使族人和子孙能够了解祖先遗德，他采用了史书的体例和图表方式，将五世祖安福府君欧阳万以来本家族的迁徙、婚嫁、官封、名溢及其行事等编成一部新型家谱。几乎与之同时，苏询也编成《苏氏族谱》。二人都是使用"小宗之法"，都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的。这是由于五代以来，整个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地位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一般家庭很少能够世代富贵，倘若追溯五世以上的祖先事迹时，往往会碰到见世贫贱，族人脸上无光。因此，一般家族只好采用"小宗之法"，至于皇族，则可追溯数十百代，采用"大宗之法"来编修家谱。欧、苏二人又将自己的见解写于家谱的叙、例、记、后录之中。他们的修谱理论和实践影响极为深远，后世尊以为法。两宋时代，很多士大夫都为自己的家族编有家谱，同时，还出现了一些理论著述，除了欧、苏以外，最著名的就是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这些理论和实践，指引着两宋私人修谱事业蓬勃开展。

辽、金、元三代的家谱，如今已全部失传，见于目录记载的也非常之少。明清两代的家谱编修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人家谱，大都是明清两代纂修的，明清两代家谱编纂的目的与宋代一样，主要是为了记录家系，和睦家族，教育族人，提高本家族在社会中的声望和地位。因而，明清两代的家谱内容比宋代增加了许多，为了抬高和标榜家族高贵，很多家谱采用了"大宗之法"，动则上溯几十代，上百代，必定以古帝王或名人为先祖。除将家族世系排列清楚外，又增加了传记、著迷、祠堂、家规、家训等方面的内容,人物的记述也增加了子女、婚嫁、岳家等方面的情况。为了隐恶扬善和保持血统纯净,还规定了各种不准入谱人物的限制。行文重视文采。为了使家族世系的延续得以永远记录下去,还规定了续修家谱的年限,所有这些,使得明清时代的家谱纂修更系统,价值更高。

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还涌现出一批谱学专家,其中最杰出的是清人章学诚,在他的有关著作中不仅阐述了家谱的起源、作用,还具体分析了似往家谱理论和家谱实践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章学诚的家谱纂修理论,对清代以至民国的家谱纂修影响很大。

清代家谱中,满人家谱也很有特色,旗人袭爵、入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纂修家谱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清代皇族的家谱玉蝶可以说是家谱发展史上最系统、续修次数最多的一种,二百多年间一共修了二十八次,平均不到十年就续修一次,可算做家谱续修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