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1891～1949）生平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官员。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1917年由上海赴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同年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章，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1927年，协助蒋介石策划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1949年2月在广州自杀。

另一面的戴季陶

戴季陶是四川广汉县人，1891年出生，年轻时到过日本留学读法科，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四年后，回到上海。时值晚清，投奔江苏巡抚瑞澄，被任命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调升湖广总督后，戴季陶没了靠山，辞官另找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先当上海《中外日报》记者，继而转入《天锋报》，写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几个月后，19岁的他，成为《天锋报》总编辑。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风，还进了同盟会。回上海后，在《民权报》上写下大量反袁世凯的文章，被袁世凯下令“提究”———关入牢狱。他这时才懂得：“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枪）。”被营救出狱后，便直接投身反袁斗争，协助黄兴起义。最后，还在孙中山身旁，当上秘书。陈炯明叛变时，戴季陶劝蒋介石立即回广州，保卫孙中山。

许多人没有想到，戴季陶还是“五·四”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1919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

1926年，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为此也作出过相当的努力。1928年2月，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10月，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20年。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50万成员，写下《伟大精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

1936年，戴季陶代表中国政府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开幕前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和他谈话20多分钟。事后，游历了欧洲，五个月后才回到中国。西安事变之后，他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坚决开战。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这年12月14日举行的高级会议上，戴季陶在休会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被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所以，他西迁重庆时，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结果，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片瓦无存。

1940年，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见到了尼赫鲁、泰戈尔、甘地等名流。值得一提的是，“甘地”的名字是戴季陶翻译的，“甘地”的名原称摩诃塔摩，戴季陶把他介绍给国人时，取其名而译为“甘地”，以显示他甘于从地狱中救世救人之宏愿，译得精当，译名沿用至今。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当时广州的情况并不稳定，虽然这里成了国都，如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104”号铁轮大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6000余桶；2日，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3日，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5元，电话加四倍，而书价加180倍……

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矍铄，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府招待所———东园（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但睡不安。最严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也不知什么原因，戴季陶到广州不久，就将十一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2月11日，事情终于发生了。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政府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所以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戴季陶见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大为不快，说：“孙科太看不起我了。”这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达到了顶峰，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

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据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时间，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进房一看，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色赤红，鼻际尚有微息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医治。9时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10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色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10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

戴安国是戴季陶之子。一般相信蒋纬国亦是戴季陶之子，戴季陶留学日本时与日本女子所生。

据说，蒋纬国是戴季陶与津渊美智子的儿子，津渊美智子和有“帝国之花” 称号的日本著名女间谍南造云子是戴季陶一生中的两个比较重要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