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姓近代人物——神秘作家师东兵(第八章)
- 中华师氏网 2008年12月1日 资料
神秘作家师东兵
第八章
在和强奸犯、杀人犯、国民党战犯相处的日子里,师东兵认为这是自己熟悉社会、了解各种人们心态的一个极好机会,他默默地在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准备素材……
一连七天,师东兵都被押出去游街示众。汽车上的高音喇叭里不停地广播着师东兵的所谓罪状,那些东西枯燥无味,令所有的人听了都感到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实在是无能和空虚: “现行反革命分子师东兵,男,现年十八岁,反修中学初中三年级学生。他勾结山西师范学院一小撮坏蛋,积极扩充实力,收罗人马,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之外,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红旗战斗队,大小喽罗约有五十余人。据我们初步统计,这个外围组织其中40% 是地、富、反、坏子弟和家庭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人。其中一个常委叫毛虔朴,其父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在这次运动中被抄家。可恶的是师东兵把这个反革命子弟当做得力助手,委以重用,象‘亲信秘书’一样地带着他转。师东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力包庇学校的牛鬼蛇神,几次把历史反革命教师杨坚韧从监押地放走,他扬言:‘就是要给受冤屈的教师平反,这个反平定了。’他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批斗过一次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但是却给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总部贴了几百张大字报,对革命造反派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多次散布:‘县委书记祁英经过我们调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也是好同志’。他多次恶毒地攻击红色政权是‘反革命夺权,是法西斯专政’,等等。大量的事实说明,师东兵是一个……” 这些“罪行”,几乎没有一条能够站得住脚。 “本来我们还不了解师东兵,让这些坏蛋这麽宣传,我们反而熟悉了师东兵,师东兵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是英雄好汉,他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定、正确,没有搞那套‘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错误路线。” “什么反革命,是坚定的革命派,师东兵是我们的旗帜和骄傲!” 七天来,全副武装的解放大卡车押着师东兵等人,走遍了全县的大、小单位和村庄。每到一地,都有无数的群众围着观看,不少地方的群众看到师东兵,连声高呼:“向师东兵学习!向师东兵致敬!师东兵,你要坚强,我们总要想法子把你救出去的!” 还有的高呼一些流行口号:“三一八、三一九政权的尾巴长不了!胜利是属于真理的!” 甚至有的村庄的群众还呼出:“师东兵的革命精神万岁!” 每到这个时候,这三、四辆武装汽车就匆匆忙忙地逃走,生怕愤怒的群众把车劫走。 押解师东兵的解放军战士打量着师东兵,惊讶地说:“想不到师东兵在一些群众中竟有这麽高的威望!难道这些群众都是反革命吗?”他们对这个红色政权怀疑了。气得曲沃县“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的头头们连声说:“师东兵,你看看你的流毒有多大,不给你彻底消毒还行吗?你别看还有群众迷信你,我们下一步还要开展大镇压,要把你们的余党和参余分子统统消灭干净。对我们红色政权来说,只要你投降,我们就对你宽大处理,你一天不投降,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消毒斗争!” “可挨打,可挨揍,就是不低革命的头!”师东兵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我低下革命头,除非江河水倒流!” 连续的游街下来,决策者本想要“肃清”师东兵等人的“流毒”,没想到却扩大了师东兵在全县、全区和许多单位的影响。气得武装部的那个头头在会上说:“你们别看师东兵年纪小,他的影响相当大,作用也是你们所想象不到的。不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我们的红色政权迟早会完蛋!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施让他们低头认罪,这是摆在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面前的首要任务!” 所以,游街结束了以后,监狱里对师东兵的控制和软化工作开始了。 造反派夺权以后,看守所也换了人。监所里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动用一些强奸犯、盗窃犯、甚至杀人犯和国民党的战犯来监视、管教师东兵等人。犯人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强奸犯,和监所的管教干部的关系很好,他依靠这些犯人,对师东兵等人进行着新的专政。 “你们听着,这里是监狱,凡是不认罪的人犯,都是抗拒政府。特别是你们这些政治犯,更要老老实实,听从我们的管教,否则,我们在这里要对你们采取新的措施。”那个长得五大三粗的强奸犯亮出他胳膊上的肌肉,晃动着拳头说。 师东兵对一些政治犯说:“看来我们所受的是双层的资产阶级专政,外面是资产阶级造反派专了我们的政,里面是刑事犯罪分子专了我们的政,我可是尝到了阶级敌人复辟的滋味了。” 这句话,被有人报告上去后,监所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大批判,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纷纷发言,说:“师东兵这是在恶毒地攻击我们的红色政权,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宣战,我们要坚决地维护红色政权的权威,坚决地把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 当过国民党军队一个团长的战犯,有天笑嘻嘻地对师东兵说:“现在共产党内部乱了套,你还相信他们那一套干什么?让他们自己整自己去吧,这也叫狗咬狗嘛。真是报应呀,终于轮到他们自相残杀的时候了,任何政权都逃脱不了这样的结局呀!你还年轻,给看守所写个自首书或者叫检查,争取早点出去吧,他们能把你怎么样?还是一个孩子家。现在首先是保自己呀。你看你年轻轻的,就为共产党的一部分人卖命,值得吗?他们都叫自己是什么造反派、真正的共产党,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我看,你只要保住自己就是最大的胜利!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我们的看法不同,”师东兵说,“这些夺权派哪里能代表得了共产党呢?我看不能。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真正的野心家或阴谋家为骨干所组成的队伍,里面绝大多数的群众都是跟着跑的,就凭他们最近所干的种种事情,我就认为他们的权力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对这样的政权,我怎么能向他们低头呢?你是否受了他们的指示来作劝说工作的?” “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他们手中掌有生杀大权,一旦他们要判你死刑怎么办?再说,他们手中既然有权力,就可以给你捏造莫须有的罪名,你有什么办法?现在他们可以给你定反革命,然后他们还可以给你定种种虚假的罪名,难道你就不怕吗?这年头,没有真的,还有假的,自古以来有多少忠臣义士死在小人的手里。师东兵呀,我可是真为你担心呀!当初,阎锡山总司令给我们定的格言是:‘革命军的骨干,在与民合作,革命军的精神,在拼命牺牲。认为我们军士应有的精神是:不惜力,不怕死,不爱钱!’可是到了战场上,真正能够作到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呀!” “你说的那是反动的军队的信条,当然不会真正作到。我们今天是为共产主义奋斗,所以就一定会有真正的献身精神。”师东兵说:“如果为了活命就向邪恶势力屈服,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义士吧?这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忠臣吧?不管你说什么,我是有自己的主见的,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和提醒。作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青年,我有我自己的信仰!” 那个伪军官扫兴地摇摇头,嘴里哼起了当年在二战区的一首流行歌曲: 绥靖主任我阎公,爱国爱民第一人。 辛亥年间起义兵,一天光复山西省; 二十九岁担大任,算到今年二十四年春。 把山西治成模范省,政府嘉奖见光明。 最近他把十年建设计划定,五洲万国有大名。 一步一步要实行,要把咱山西省,做到那和东西各国一样的富强文明。 阎公勤劳是本性,每天起床五点钟。 整天办事无倦容,一心一意为百姓。 大小官员听命令,男女老少都敬钦。 山西只要有他在,文明决不怕匪共。 好阎公,好阎公,他真是文明的慈母,他真是文明的救星。 师东兵把他所唱的这些内容记了下来,不动神色地说:“看来你还是怀念阎锡山时代呀,你的阶级立场还没有真正转多来。” “我是转不过来了,和共产党打了十几年的仗,对他们的法子看得够多了。” 师东兵很想听听他当年的事情,就说:“你说你看得够多的了,那你就讲讲你看到的事情吧!你放心,我是不会报告你的,我们尽管观点不同,但是我不是那种背后下毒手的人,这点请你放心。我只是将来想当作家,愿意多了解些过去的事情。” “那好,我就把我过去唱过的歌曲给你唱唱吧!”于是,他就拖着嘶哑的嗓子,哼道: 共党骗人他的法子巧,土地给人买人好; 等到收粮食,他又全拿跑,这种先甜后辣叫人受不了。 共党残忍杀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逃跑。 富人要觉悟,穷人要知道,共产党来了大家一起都糟糕! 共党骗人共地又共粮,先甜后辣把人诓。 我们不信他,另有好主张,按劳分配公道又应当。 物产证卷实能救人命,但有劳力就能行。 有货不愁卖,工作易找寻,物产证卷利国又利民。 听到这些当年公开为国民党、阎锡山拍手叫好的歌谣和宣传,师东兵仿佛觉得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他轻轻地问这个战犯:“你到现在还如此熟悉这样的歌曲,说明你们当时是下了功夫学习的,你能把当年阎锡山统治山西时的一些具体措施给我讲一讲吗?请你放心,我是不会给你报告的,作为观点不同的人们,我们完全可以成为朋友。” 于是,战犯滔滔不绝地给师东兵讲了起来:“当时阎锡山在抗战结束后,为了剿共,曾经发布了《告山西人民书》,成立了‘山西省主张公道团’,要求人们把防共歌曲一律唱熟,如有不知文意的和不会唱歌的,一定要接受处罚的,也就是说,在学校和军队里,唱这类歌曲也是强迫的。但是,与共产党不同的是,阎锡山在通知中指出:‘万一不幸,共匪到了你们村里,集合你们讲话,你们要心上明白,脸上不要露出不愿意和他们合作的颜色,嘴里不要说出不愿意他们的话来,怕他们杀了你们。你们要和共党周旋,以待国军回来。’而你们共产党是要求人们当场就要斗争的,否则就是叛徒。这是我们和你们的不同点。” 于是,师东兵联想到了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日,薄一波等人按照中共华北局指示,写了《反共启事》而出狱后的遭遇,对国民党的政策有了新的认识。他抽出一定的时间专门把和他的谈话记在了心里,他问道:“你和共产党的军队打了一辈子仗,你说我们的军队和你们相比,究竟有哪些打法的不同?” 战犯想了想,说:“共军惯用的打法,有六个特点,一是无空间企图;二是见利硬打,见害快跑;三是外线作战以多打少,以少牵多;四是破坏交通特别厉害,弄得国军的优势简直发挥不出来;五是掠夺乡村财物,武装他们自己;六是共军每夺取一个大城市,必先夺飞机场,害怕我们逃跑和运输兵力。总之,他们的方法,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我们不备之刻突然实行攻击,采取的都是集中打击的歼灭战。” “你能讲得再详细一点吗?最好根据你和八路军、解放军作战时的亲身体会来讲讲你的经验和体会。”师东兵假装听迷了的样子,不断地催他讲故事。 通过和师东兵狱中的交往,战犯看出追个年青人没有丝毫的恶意,只是虚心地求学问,便讲话越来越随便了:“共军采取的战术,大多都是这么几条:集中打击的歼灭战,造成恐怖的攻心战,诱敌深入的口袋战,麻雀战和地道战,疲劳兵力的扰乱战,声东击西的袭击战,勇猛齐上的猛扑战,神出鬼没的埋伏战,神神秘秘的村落战,一点两击、三三制等战术。这些共军的打法,都很巧妙,我是从心里佩服的。但是我对共产党现在实行的这一套反三民主义的政策很反感。当年打仗的时候,我就看到,共军实际上是以肉弹换铁弹,等我们的子弹打尽后,他们再以精兵猛扑。他们在战争中是不惜以三十万百姓之鲜血来换我们的弹药,不断地波浪冲锋,用手榴弹投掷,以呐喊助威,实行攻心战术。这一套对歼灭国军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战争的残酷,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预计到的……” “是啊,现在的政治斗争,也是残酷的。”师东兵感慨地说,“谁能想到,这些所谓的造反派为了捍卫他们的非法政权,竟然会把这么多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硬是要往死了整呢。他们的手段真是无所不有呀……” 这时,战犯向师东兵端出了心里话:“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他们派来专门监视你们的人,人家已经答应:只要能把你们置于死地比如诱引你们‘砸狱’,也就是暴动的意思,就派兵开枪把你们都打死。这样我就可以宽大处理。我看到你是个人才,实在不忍加害,我讲了这么多反共的话,从心里讲多么希望你能报告呀,只要你报告了我,我就是给你们添油加醋,心里也安然呀。可是你没有,你只是静静地听我讲,可见你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本份人,一个真正的搞学问的人,我佩服这样的青年,所以我不能坏了良心呀!现在,有几个杀人犯、强奸犯都睁大眼睛盯着你们呢,巴不得抓住一点点把柄吃了你们,你可要注意呀!师东兵。这里的人有坏了良心的人,也有真正的人呀!” 这番话,把师东兵说得毛骨悚然,仿佛上了一堂活生生的人生教育。 师东兵在监所里,除了读毛泽东的书,就是写学习心得。有时以写材料为名,到专门的一间监房里和被关押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研究形势。 一天,师东兵又到写材料的空房里写诗词,突然那个平时一本正经的“犯人头”窜了进来,嬉皮笑脸的对他:“好寂寞呀,我们玩一玩吧!人活一世就是那么几十年,该高兴时就是要尽兴玩乐,不要糟蹋了自己的青春。” 师东兵知道他是犯了强奸罪进来的犯人,但是和外面的一个管教人员有一定的关系,对他一直很警惕,不耐烦地问他:“你究竟要干什么?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你不是说这里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吗?既然都是彼此彼此,我们何必要自我折磨自己呢?能快乐一天就快乐一天,只要你听我的话,我会让你很舒服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很快就要出去了,专政委员会里有我的人,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对你照顾。你们这些反革命犯,现在正是打击的重点,没有几个能活着出去的。你就死了那条心吧,据说过了五一就要宣判一大批了,你们这些文革犯里就有死刑。来来,外面应该及早行乐!” 师东兵立刻知道这个流氓想在干什么了,他沉下脸厉声斥道:“你别看错了人!我和你绝对不是一样的人,在这里,你应该老老实实地接受无产阶级的专政,他们对我们专政是错误的,但是对你们专政却是完全正确的。你要不老实,我可要向政府报告了。” “犯人头”露出满脸的得意:“你报告吧,这里可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天下,这里是我说了算。我就是政府专门指示管理你们的人,管教干部是听我说的话的,而不会听你们这样的反革命的话。如果你要识相,我可以多在管教干部那里说你的好话,将来少判你几年。否则,有你好受的!我二指长的一个条子出去,不剥你一层皮也得叫你断半截腿。” 师东兵挣脱他的纠缠,给扑过来的这个“犯人头”狠狠地一记耳光,压低声音说:“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我是绝对不会上你的当的。如果你死了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讲起今天的事情,如果你还要无理纠缠,我就和你硬拼到底,看你走哪条道路!你不要错误地估计形势,毛主席领导和发动的这场运动是会有反复的,到我们平反的那一天,我看你这个犯罪分子是活得不耐烦了,到时候我一定会严厉地惩办你!” 毕竟是邪不压正,这个流氓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十七岁的青年学生如此倔强,只好就此甘休。虽然师东兵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但是这个“犯人头”却多次给管教干部打小报告,无中生有地捏造一些事实,诬陷师东兵和其他一些政治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为师东兵等人作证的,恰恰是一个即将被判死刑的犯人。 他大吼道:“师东兵是好人,就是那个日嬖犯捣的鬼,他早就在一伙犯人中搞私人拉拢,企图陷害师东兵等政治犯,他们串通好一块写的小报告,连用词都是一样的。”他一五一十,把他们如何在厕所里密谋,如何捏造事实,连谁先报告,谁后作证,最后他们每个人扮演什么角色的内幕揭露得清清楚楚。 同时作证的还有那个国民党战犯,他说:“自古道,害人没有深浅,但是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凡是害人的人总是从害人的目的开始到害己的结果告终,他们逃脱不了这样的结局。从师东兵这些人进监以来,强奸犯就在监所里进行活动,企图用他们来给他自己立功,达到他减刑的目的。但是师东兵他们从来没有违反过监规,他找不到立功的机会,就干起了陷害的勾当。这样的人最危险,我们一定要晏驾提防。” 这下,师东兵十分激动,他真正认识到了犯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铁板一块的,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分化的。人性的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起到阻止犯罪的作用的。他刚来的时候,和这个杀人犯连话都不说一句,渐渐地感觉到这个杀人犯的良知并未泯灭。他曾经懊悔地说:“早知道我会落这样的结局,我硬可自己死掉也不去杀人了……” 在铁证面前,强奸犯终于承认了他干的坏事,被监所里的犯人进行了批斗。 在监狱里,师东兵和其他的几个被捕的群众,整天背诵毛泽东的著作和诗词,他也写了大量的诗词,记述了监狱里的斗争和生活。为了保护这些诗词能够不惹麻烦,师东兵在写诗词的纸上和书本上,注明是郭沫若、胡乔木、陈伯达的诗词。这些人物在当时都是红得灸手的人物,愚蠢的管教干部都是夺了权的造反派分子,即使看见了,他们也不敢加罪于师东兵。用这样的方法,他们一次次地把监狱里的情况送到了外面。外面的情况也通过看守他们的解放军战士送进了监狱。 1967 年4月24日,师东兵收到了妈妈给他送进来的一袋炒面,他在挖面的时候发现一份传单,他偷偷地拿到厕所里看时,竟是一份令他兴奋异常的文件,即4月6日发布的中央军委命令,毛泽东在这个命令上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 师东兵很快地把这个文件背了下来: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予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的体罚,例如:戴高帽, 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 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师东兵反复地把这个文件看了无数遍,从对毛泽东著作的一惯理解中,他确认这个文件所体现的完全是毛泽东的思想。不管怎么样,这十条是对自己非常有利的武器。说真的,从自己被捕的第一天起,他都不认为这种局面是出自毛泽东本人的意图。他认定眼前这场 残酷无情的局面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他视那些对人民群众既冷淡无情,又自私忘义的人, 为最卑鄙的政客。那种利用群众运动,利用手中的权力而为非作歹、草菅人命的人,那些假公济私、口蜜腹剑,企图在运动中大捞一把的人,在这次镇压中已经露出了自己的面孔。而毛泽东的这个文件,显然戳穿了他们的阴谋和骗局。看了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后,他再一次感受到了毛泽东的远见和胸怀,打心眼里尊敬和佩服这位举世敬仰的伟大领袖。 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命令的制定也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过程的。 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发现各地都出现了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进行镇压后,多次对叶剑英、徐向前提出:“不能这样对待群众和造反派,他们革命造反的权利是毛主席给的,谁也不能剥夺!如果允许这样地镇压群众,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非夭折不可!”但是,她的意见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后来,她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中央内部反对了所谓的“二月逆流”,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毛泽东痛斥道:“只有国民党才镇压群众,把那么多的群众打成反革命,本身才是反革命呢!如果不纠正这样的错误,我就上天安门号召他们造反!” 在江青的提议和布置下,林彪紧急召集笔杆子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重新起草了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的初稿,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将第三条中“对于确实查明的反动组织”一句,改为“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删去第四条“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一般的概不追究”一语中“一般的”三个字;把第四条中“不能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来划分左、中、右”一句,改为“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由”;删去第七条“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句中“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些字。 其中的第六条中,毛泽东亲自写下这样的段落:“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 毛泽东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建议以草稿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 江青和林彪谈话时,对他说:“群众冲击中南海,毛主席听了只是哈哈一笑,一些小小的军事机关有什么了不起,冲击冲击就成了反革命了,统统都是小题大做,别有用心!不要把军事重地看得那么神秘,毛主席的住地还不神秘呢!” 林彪听了脸色微微一变,但是他忍住了。他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征求军区会议的有关人员讨论后,把修改稿于四月五日再次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在四月六日批示:“林彪同志:已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 于是,产生了这个文件。 师东兵当时把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背了下来,迅速地传达给每一个被捕的群众组织负责人。他说:“毛主席不愧为人民领袖,已经明确下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对群众开枪,不准逮捕群众,也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 姚文和惊喜地问道:“这是真的吗?”他的眼睛里闪出了泪花。 “这麽重要的文件,我还能胡说吗?我是通过确凿的渠道看到这个命令的。” 所有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们都知道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几乎是与此同时,师东兵被带出去提审了: “师东兵,通过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对你的审查教育,你对自己的错误有认识吗?”夺权派的审讯官已经失去了一月前的威风,口气大变,把过去的“罪行”变为“错误”。 “我没有什么错误可认识,如果有我会作自我批评的,但是不能在这里。既然到了这里,我希望通过人民法院来审理我的案子,可以无愧地说,我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师东兵当初就没有在他们面前低头,现在更不会屈服了。 “现在旧的公检法已经被我们彻底砸烂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就是代表新的审判机构。你的那些要求都已经过时了。”审讯官还要装腔作势一番。 师东兵对他们十分蔑视:“你们口口声声地喊叫你们是代表无产阶级,实际行动上却处处对抗和违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请问你们究竟是执行谁的路线?你们到底是专谁的政?谁给你们这么大的权力的?难道你们认为你们的权力就那么牢靠吗?” 审讯官还要强词夺理:“我们当然是在按照中央的决定办事的。” 师东兵火了,几乎是一字不差地把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背诵了一遍,然后问道:“这些决定,你们为什么至今还不执行?你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敢有这么大的胆子?” 那两个审讯官怔住了,相互对视了一下,一个人说:“原来你已经都知道了!那好,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认识一下自己的错误,我们就放你出去。” 另一个说:“师东兵,我们认为你还是革命小将,你的问题只是认识上的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谁也不可能不犯错误,犯了错误只要能够改正就是好同志。你应该高标准地要求自己,写一份检查,即使是应付,也要有这麽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就可以释放你。这是上面要的手续问题。到了这里的人,都要写检查的。” “应该写检查的是你们,”师东兵愤怒地说,“你们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颠倒了敌我关系,是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具体表现,中央再三命令不准让群众写检查,你们还让我写什么检查?你们有什么脸面让我写检查?我就是不写,看你能把我怎么样!现在社会上的革命群众已经起来了,强烈要求你们释放我们,你们下不了台了,用这种方式来给你们一个台阶下,是不是?我看你们还是乘早收起这套把戏吧!你们不但在社会上打击革命群众,而且在监狱里依靠一小撮强奸犯、杀人犯和盗窃犯,对我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你们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专政!如果你们继续执迷不悟,人民和党中央会依法严惩你们的!” “惩办也是惩办头儿,惩办不到我们头上。”那两个人愣愣地坐了一会儿,说:“师东兵,你是一个明白人,我们也是奉命行事的,对一些问题根本作不了主,你提出的问题,我们请示以后再给你一个答复吧!不过,我们也衷心地劝告你,在没有解决问题之前,千万不要在监狱里闹事,里面什么样的犯人都有。我们都是革命者,要顾全大局。” “这个我清楚,不会像你们的头头那样没有水平的。”师东兵说:“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你们给我强加的罪状有许多是完全的捏造,比如说我参加了1月29日师范学院学生们的绝食,我们根本没有去。那时,我们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支持他们,怎么会参加他们的绝食呢?这些本来也不是什么问题,我提出来是为了证明,当初你们陷害我,是什么样的谣言也可以造出来的。” “这个我们已经查清楚了,你的确没有参加绝食和他们的假夺权、真保皇,是反修兵团给你捏造的,我们已经批评了他们。请你相信,通过这次对你的审查,我们弄清了许多扣在你头上的不实之词,也看出了你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忠心耿耿的革命小将。弄错了就会给你平反的。请你相信,不管我们是什么派,终归我们还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师东兵虽然又押回到监狱里,但是他总有一种感觉,外面的政治空气似乎发生了变化。是的,很快监狱里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牢头换成了工人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姚文和,他被说成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省长王谦支持成立的工人联合会的头头,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原来给一些不认罪的群众组织的头头戴上的手铐、脚镣也卸掉了。这批所谓红色政权的“敌人”在监狱里第一次成了管教干部的依靠力量,原来的牢头狱霸威风扫地,灰溜溜地接受起这些本来就是革命群众的专政来。 姚文和等人开始让强奸犯等人背“监规纪律”,限期不会背的人统统给他们戴上了刑具。原先他们对付这些人的手段开始让他们尝上了。 那几天,看守监狱的一个解放军战士几乎每天都给师东兵送进几张传单来,那个英俊、 精干的小战士每次见到他,都要说一句:“快了,你快出去了!他们现在着急得很,很害怕你们出去后和他们算帐。我算看透了,这些当权派根本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是在运动群众,拿上群众的鲜血来染红他们的权柄。他们都不是一些好东西。” 师东兵说:“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就是为了揭露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暗和罪恶,所以他们整我们是正常的,这是我们的光荣!” 那个战士向他翘起大拇指:“你是好样的,我们当兵的见了你,都佩服你的勇气!” 在监狱里,师东兵看到了毛泽东于1967年4月23日给《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报告》上的批示:“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同一天,毛泽东又在四川省的一个报告上批示:“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作的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的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规。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师东兵看到这个批示后,对姚文和等人说:“我们这里的形势比全国落后了好多的时间,外面都已经纠偏了,我们这里还停止在原来的水平上。这样下去,就会给坚持错误的人留下顶过去的经验,如果我们不及时地揭发出来,只能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就会使地方对抗中央的歪风越长越烈,这可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我就很奇怪,那些口口声声地都说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人,为什么对毛主席所讲的这么明确的精神,就是敢顶着不办?就是要明知故犯?这样的人,为什么在现在得不到处理?这样下去,我们这里岂不是就要成了独立王国了吗?” 姚文和也说:“现在形势发展得很快,几乎一天一个样,我们再不能等待下去了,我们要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让外面的革命群众配合我们的斗争,要求他们落实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不然的话就会给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可乘之际。这对我们可是大大的不利。” 师东兵说:“我们要求迅速审理我们的案件,要求把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和我们见面。他们不是自称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吗?为什么对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文件竟然封锁?他们究竟是根据什么文件和法律给我们定性为‘反革命’的呢?这些问题都要求他们给我们说清楚!” 于是,一场要求迅速审讯、处理“政治犯”案件的“绝食斗争”在监狱里展开了。 就在释放师东兵的前两天,即5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决定撤销了他西南局党委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决定》肯定了成都军区支工、支左的成绩后,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中央决定“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这一系列消息,使得整个形势复杂多变,相当一批人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师东兵对姚文和等人说:“现在中央最高层也是反反覆覆,今后我们出去再搞文化大革命可是要小心,坚决不能胡乱跟人,跟对了还好,跟错了就会充当他们的牺牲品。那实在是不值的的事情。我出去以后要走当作家的道路,好好地写几本书,把我在监狱的这次遭遇都写出来。这也好给后人留点经验教训。” 那个杀人犯对师东兵也说:“你将来要是当了作家,好好地把我的历史也给写一写,其实我也并不是坏人,是干部们把我逼上了这条道路的……” 1967年5月9日早饭后,岗楼上的哨兵叫师东兵的名字,他走出了监狱的大门,迎上来了几个武装部的领导人,其中的徐部长皮笑肉不笑地对师东兵说:“现在我们决定释放你,经过我们的调查,过去一些组织和个人对你的揭发不是事实,你受委屈了。好人斗好人,误会嘛。我们相信你师东兵同志是会正确对待的。回去以后,希望你和学校的左派学生站在一起,共同搞好你们那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摇把仇恨记在县里的走资派祁英、李志中这些人头上,当然最终是要记在刘少奇和邓小平头上的。” 师东兵真想在他脸上狠狠地唾一口:“呸!” 一辆吉普车开过来要送他回去,师东兵拒绝了:“谢谢,我自己会走回去的!路,只有我自己走才放心,这是我的经验和教训。” 师东兵说完这句令他们琢磨不定的话后,背起牢头送出来的被子和其他的行李,挺着胸脯,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这时,早已等候了几天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学生们看到了师东兵,高兴地连声呼喊:“乌拉!我们的师东兵出来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师东兵永远记住了那个早晨:蔚蓝的天空中,飘动着棉絮般的白云,虽然是一幅平凡的风景,但仔细看时,云彩却被太阳染红了一部分,使人浮想联翩。麦田里绿油油的麦子长得有尺余高了,整个大地生机勃勃。虽然师东兵在监狱里只待了一个月零九天,但是他自己感觉却象过了整整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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